屈原与变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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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端午节，祝各位读者端午安康。

既然是屈原的节日，今天的文章就从屈原聊起。

小时候读书时，老师说屈原是个爱国诗人，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他，搞的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，一个诗人你再牛叉，也不至于让大家纪念上千年。

后来自己翻历史书的时候终于给搞明白了，就跟王安石类似，屈原的确是个文学家，但也更是一位改革家。

楚国人纪念屈原，是在后悔楚国没有沿着屈原的改革走下去，导致最后被秦国所灭。

当然，屈原的变法推不动，并非是他方案不对，而是他所在的楚国正好是战国七雄中变法难度最大的。

相较于魏国李悝变法，秦国商鞅变法，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，韩国申不害变法，燕国乐毅变法，战国诸雄当中，没有完成变法的正好就是春秋时期的三个霸主，楚国，被田氏代的齐国，被三家分的晋国。

楚王也不是不想变法，作为春秋最后一个霸王，缔造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，这批人成为了改革最大的阻碍。楚悼王用吴起变法，结果悼王突然暴毙，贵族们一起剁了吴起。

等到楚怀王继位，屈原变法的时候，也是一样，变法改到了一半，然后就群起而把屈原给罢黜了，楚怀王自己更是忽悠到秦国去了。

屈原式的改革魔咒并非不能打破，在改革者前赴后继的试错中，大家都找到了规律，改革一定要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实力最弱的地方。

新中国的改革开放，“改革”没有选土地最肥沃的黑龙江，而是选择了穷出要饭达人朱元璋的安徽，“开放”否定了实力最强的“长子”辽宁方案，却选了鸟不拉屎的深圳。

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从前任身上摸索出来的有效方案，所以，带着这个视角再来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，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。

为全国带来烟火气的，改变疫情时期封闭思想的，不是那每年全国评选的那一百个一二线文明城市，而是自六国伐齐后就再难从书中看到的淄博。

对足协篮协大刀阔斧改革的，不是在那些拥有大牌球队和球星的一二线城市，而是全国最穷的贵州，搞的村BA和村超。

其他城市的城管和文明办管不了淄博，而随着淄博烧烤的大火，过去三年各地强管制的心态也被改变了，各地街边自发的烟火气又出来了。

足协考察团管不了贵州村超，职业评论员炮轰也带不起节奏，各地的运动活动也就自发的搞了起来。

当然，政事堂也不是在吹淄博烧烤或者贵州村超的模式是对的，而是说他们打破的东西是对的。

就像当年的小岗村，虽然现在还靠国家救济过日子，但是成功的打破一代人的思想禁锢，让十亿人可以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去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案。

所以，我们再来看马云和刘强东这对中国最有钱的人，这一波也是对人事大调整之后，也是把重心转向了更多变化的中小商家，希望从中能够看到变化。

美国和欧盟这对发达国家兄弟，也是在彻底肃清一波全球特朗普余毒后，由盖茨、巴菲特、马斯克等世界首富带头，重回最有创造力和多样化的亚洲。

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重要的就是一个变字。

这半年以来，各国，各企业都如战国一般，先后开启了“变法”，经济、外交政策都先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疫情时期养成的封闭思想一定要去主动打破，才能够去跟上时代和祖国的脚步。

而对于中国来说，则是要复制当年秦国的成功经验，用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后发先至，横扫六合，成为这一轮生产力变法中的大赢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