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版的“新棚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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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1日，《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》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。

会议指出，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、扩大内需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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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，辽宁大地焕然一新，为响应省委号召，省政府发布了辽政办发[2005]16号文件，即《全省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》，开启了全国棚户区改造的辽宁试点。

两年的时间，辽宁改造了1212万平棚户区，建设了1931万平回迁楼，改善了120万户居民的住房条件，远超“16号文件”中说的，“用两到三年时间完成806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”的目标。

起草文件的人当时并不知道，这份文件将深远影响中国之后十余年的经济路线，重新定义十亿中国人的财富。

2008年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，全球需求断崖下滑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中国不得不继1998年之后，再一次祭出房地产夜壶，开启了大规模“保障性安居工程”。

安居工程是个政策筐，如何排列组合，以谁为主，都是要经过充分讨论，最终各方博弈出来的结果。

就像1998年3月，时任国务院总理在“两会新闻发布会”上宣布，福利分房的时代终结，中国开启货币化、商品化的住房政策，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。

但实际上，对于商品房如何搞，上海已经抢跑“内测”了七年，正好97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，倒逼出了这个“最有效的解决方案”。

同样，应对全球危机，中美欧之间既要相互博弈，但博弈结束后，也要相互配合，大家轮流去抗。

2008年美国先爆次贷危机，美国印钱刺激，2010年欧洲随后爆欧债危机，欧洲印钱刺激，2014年中国爆房地产库存危机，随后中国印钱刺激。

三个经济体错位爆发危机，避开了全球的共振。

只不过，无法对外输出危机的中国，想要跟着欧美印钱，就只能想办法为超发人民币找到回笼的工具。

而这一轮杀入决赛的两个方案，分别来自辽宁与上海。

2011年，国务院下发了国办发[2011]45号文件，其中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要求，“加快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，改造资金由政府适当补助，住户合理负担。”

同年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《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》，也在辽宁棚改方案之外，另搞出一套上海房产税的办法。

两套方案各有利弊，也各有拥趸。

最终，锤子在2013年落下，在新一届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，来自辽宁的新总理强调了棚户区改造的重要性，要求调整优化投资安排，压缩一般性投资，集中资金重点用在棚户区改造这个“刀刃”上。

甚至还在两会报告中立下军令状，“要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”。

由此，新一轮棚改的正式全面启动。

随后，时任辽宁省长陈政高，这位打响棚改第一枪的悍将，奉调入京执掌住建部，把辽宁的棚改经验进行全国范围的推广。

在国家队有央行配合国开行的货币化棚改PSL，地方P2P和各种金融交易所的支持下，中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波房地产的高歌猛进。

中国也凭借着房地产透支的税金，推动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将西方的产业链和技术大规模的引入，让我们迎来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。

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，但是会踩着相似的韵脚。

21-22年美国印钱救市，22-23年欧洲印钱救乌，23-24中国也该出手救经济了。

过去几年，上海一直热衷于城中村的改造，搞上海模式，而近期，北京突然开启了平急两用的大规模试点，搞了套北京模板。

随着问题开始暴露，“最有效的解决方案”也将绕过阻挠，迅速出台。

或是上海的拆城中村，或是北京的平急两用，或者两者一起。

前者重市中心，魔聚全资源，偏重市场化融资，后者重市郊，画圈摊大饼，主要靠财政掏钱，都有着各自的地域特色。

上海方案的拆城中村需要大规模的募资和金融杠杆，所以马夫人又变回了小甜甜。北京方案的平急两用需要央企和金融机构牵头，所以雄安最近露脸也比较多。

参考2014，关注京沪的人事动作，大概就能判断出启动的时间。

而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样，那就是这一轮大规模基建的范围很小，只局限在全国那十来个超大特大城市当中。